此楷书非彼楷书

有人说东汉魏晋就有楷书，而且尊钟繇为楷书鼻祖，说实话有点颠覆三观。惊诧之余问了个和我一样不写字的朋友，很快得到回答：百度百科如是说
好吧，这就难怪了
不过整理许老太爷遗稿的时候倒是隐约记得有几句相关的内容，却发现也都是只追溯到唐朝。于是以此为线索，在文库里倒也翻出来点零碎的句子
其实我不写字，也不通书法史，以下都是从行家那里捋来的叶子。很多人看不起捋叶子的，但是我觉得也得看捋的是谁的叶子，叶嘉莹就靠着捋了一点顾随的叶子，都吃一辈子了，也没见她觉得怎么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书法史乃至艺术史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史都是由参与者主观构建的，艺术家和艺术品的价值取决于接受者的态度，而不存在客观影响力这回事。这是艺术史和其他诸如政治史军事史最大的区别。比如军事史上的事件，无论是军制的变化还是战争的结果，无论是否被接受，它的作用都在发生影响，不会因为没人关注就在历史上被忽略
但是艺术史则不是这样，一件作品诞生以后，如果没有人关注，就不会对艺术史产生影响，左传汉书在历史研究中很重要，但是之所以在文学史上也很重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后世作者模仿左传汉书的笔法写文章，成为了典范。换句话说，艺术家和艺术品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取决于后代的接受程度
为了避免问题扩大化，这里我只集中针对三个问题：
1，楷书怎么来的
2，东汉魏晋有没有楷书
3，钟繇算不算楷书的鼻祖
在开始讨论之前，首先明确一个基本前提：以下我们所谓楷书，如果不特别注明，就是写字的人经常要练的那个楷书，以颜柳欧赵为代表的书体
这里也要特别说明两点，首先，我们说以颜柳欧赵为代表，并不是默认只有颜柳欧赵才是楷书，而是因为颜柳欧赵基本代表了楷书发展到了巅峰，之后的楷书技巧和审美的追求基本没有脱离这个范围，所以强调颜柳欧赵的作品是楷书的典范，以此来界定楷书的范围，而不去考虑这个作品的时代背景
再就是，我们不限定是否作为艺术形式去创作，这也是检讨中国艺术史的通用基本原则。因为如果限定在作为艺术品创作的范围，那么几乎就等于把整个中国艺术史都排除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纯粹的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品，而是生活的艺术，不是让艺术品进入生活，而是把生活用品做成艺术。比如在书法史上最受重视的作品几乎都是因为生活用途而出现的，比如书信，便条，文稿，碑刻之类，其他比如文学绘画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左传汉书都是作为史书传世，又比如昭明文选古文观止里也都大量的选了应用文，八家文钞里选了王安石的大量政论文。无论书法绘画文学，这些作品当初被创作出来都是满足实际的需要，但是被后世保留欣赏并取法，从而形成了他们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成为了艺术品
之所以先明确这个概念，是因为在查阅资料期间，我很怀疑有些人是看到“楷书”“楷法”之类的词汇，就想当然的直接当成了楷书。大致猜测到错误结论的来源后，我觉得有必要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防止扯皮
基于对楷书的概念这样的界定，我查阅了一些常见的古代书法艺术理论文献，试图找到楷书和钟繇在后代书法理论家和书法史家的理论体系里是如何被接受的
结果就是，钟繇之后的书法理论著作里，很少提及他的楷书，甚至一直到唐朝初期，书法理论家不断提到钟繇，但是很少提到楷书这种书体，更遑论两者的关系
比如梁代庾肩吾《书品论》对钟繇的评语是“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这评价的关注重点是钟繇的隶书（这时碑帖之争还没成为问题，碑帖也和我们要说的事关系不大，以后如果有机会再翻出来啰嗦一下）
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提及自己书法理论的学习过程时说“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法元常”，这还是说钟繇的隶书。而且《法书要录》中提到钟繇，要么不涉及具体的书法成就，只说书法史上地位（子敬之比逸少，犹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远矣），要么是单纯的风格评价（德升之妙，钟胡各采其美；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元常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即使涉及具体书体，几乎都是关于隶书（元常皆作隶书；元常正隶如郊庙既陈，俎豆斯在），并且以张芝的草书和钟繇的隶书并举（钟善真书，张称草圣）
唐代张怀瓘的各种书法理论作品里多次提到钟繇，例如《文字论》提到“钟王真行，一古一今”，也是针对钟繇的隶书。《书断》在总结书法家时把钟繇排在隶书行书神品，八分草书妙品，而总结各种书体的源流的时候，却只提到八分，没有楷书
假设钟繇是楷书鼻祖，这样的评价就有点奇怪，如果楷书是钟繇开创，或者即便不是钟繇开创，但是如果钟繇时代就有，那么南北朝几百年就应该有人学习楷书，发展到唐朝，成为书法一体，应该颇有些历史可写才对
这就可见，在张怀瓘要总结的唐以前的书法史上，楷书并没有正式形成，应该还正在从真隶正分中孕育，因此没什么历史可溯。所以《书断》评价钟繇时，提到他“真书绝世”，学的是曹喜（曹喜擅长篆隶）、蔡邕、刘德升，在评价刘德升、胡昭、韦诞的时候分别提到钟繇擅长行草隶书，尤其最后总结里提到“元常专工于隶书”。总和以上看来，张怀瓘对钟繇的总体评价和他引的各种资料都很一致，不涉及钟繇和楷书的关系
而且《六体书论》和《书断》都没有提到楷书的源流，也或可说明在唐人看来，楷书并没有真草隶篆那样悠久的历史需要追溯。不过《书断》中也确实多次提到楷，其中一部分是“楷模”的意思，另一部分则确实是楷书，因为张怀瓘是唐人，当时楷书已经形成，张怀瓘用唐时的楷书和其他书体做比较，或楷书和其他书体并举，阐明其中关系——但是这时钟繇早已死了几百年咯
当然了，提到钟繇楷书的也不是没有，比如唐徐浩古迹记提到“及张芝章草，钟繇正楷”，唐虞世南书旨述说“钟太傅师资德升，驰鹜曹蔡，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研”，这是我查资料时看到的唐代仅有的几个例子，把钟繇和楷书放在一起。但是这里的楷书，还是值得辨析，因为唐人提到“楷书”这个词，有时候也不一定就是书体的楷书。例如《书断列传》讲唐太宗偷兰亭序的故事，萧翼对辩才说“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很显然不是指的书体上的楷书，而是“楷模”的意思。如果徐浩和虞世南所谓的“楷”也是“楷模”的意思，那么正楷和真楷就还是作为楷模的隶书。不过这样的理解似乎存在修辞上不工整问题，也许还需要进一步的检讨
现在“楷书”还经常和“真书”“正书”混用，并被认为是一回事，而古代所谓的“楷”或者“楷法”未必就是楷书。比如宋宣和书谱提到“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也……此书既始于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不刻，间杂为真书……三国钟繇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这就很容易让读书不细的人看到一样的字就当成是一回事，理所当然的认为正书真书楷书都是一回事，钟繇就是楷书之祖
在处理古文献记载的时候，这种像检索程序一样处理词语的方法很危险。现在随着搜索引擎的普及，文献检索很便利，这就导致做资料收集和查找的时候，人会偷懒，不去仔细辨析一个词语在具体语境里所表达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而只是看到一样的词，就想当然的认为说的是同样的事。“楷”作为一个符号，随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当然表达不同的意思，这才是理所当然。文本的概念和指涉对象需要回到上下文才有可能准确的界定，这是一个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研究方法问题
《六体书论》除了八分的部分提到钟繇，在其他地方提到钟繇的时候，或者用其书法史上的地位（钟张为枝干，二王为华叶；岂可许钟张二王，独高于往日也），或者是和隶书有关（（隶书）钟繇法于大篆……王羲之比钟繇……学真者不可不兼钟，学草者不可不兼张……不可不兼于钟张也）。这就是前面我专门强调，艺术史是主观构建的历史，作者和作品的价值取决于被接受的方式和程度，在张怀瓘看来，钟繇和隶书的关系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以上的讨论里，我刻意回避了“真书”“正书”和“隶书”的关系问题。我猜测让很多人认为钟繇和楷书有关的原因，也许就是，很多人认为楷书就是真书或者正书，而且也确实有很多书法理论提到钟繇擅长真书或正书，比如前面提到的“元常正隶如郊庙既陈，俎豆斯在”
又比如唐李嗣真书品后提到逸品五人有钟繇，对应的书体是“正”。这个“正”到底该如何理解，其实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如果这里指的是“正书”，那就还是真书，但如果是“正体”，那就不只是真书，而是可以包含八分和篆（刘熙载艺概：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体，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张怀瓘《六体书论》认为“隶书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书”，换句话说，真书就是隶书。《书断》关于僧智永的记载提到“兄智楷，亦工草。丁觇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楷草”，就是以真为隶书。顾炎武在《日知录之余》里也提到了八分，他认为“八分虽别一体，亦谓之隶也”
张怀瓘在《书断》里也解说了一番八分，针对卫恒在《四体书势》里提到的“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的说法所引起的争议略作辨析，认为“八分已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而且晋代所谓楷法，也只是楷模的意思，比如《辛谧传》“工草隶书，时为楷法”，就很显然说的不是楷书——但是无论结论如何，都明确提到了，八分的创始人是王次仲，钟繇不是创始，尤其《六体书论》更是直接论资排辈，说“八分者，王次仲造也……蔡邕为祖，张昶皇象为子，钟繇索靖为孙”
倒是《艺概》认为，隶书时间跨度大，字体复杂，尤其又牵涉到和八分的关系，因此刘熙载和稀泥的认为“秦权上字为隶……钟王正书亦为隶”，换句话说，正书只是时代较晚的隶书而已，这个意见基本上是属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刘熙载还认为，针对四体书势所谓的“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考辨了传承，认为这里“楷法实即八分……至（毛）宏乃益之，使成大备耳”，这里的楷法还是楷模典范的意思
而正体在刘熙载看来，是不断变化的，“其实汉所谓正体，不必如秦；秦所谓正体，不必如周。后世之所谓正体，由古人观之，未必非俗体也。然俗而久，则为正矣”
但是刘熙载的和稀泥并未到此为止，他还认为，凡是能作为典范楷模的标准书体都可以称为隶书（其实自唐以前，皆称楷字为隶），虽然正书隶书不太一样，但是并不影响正书被当成典范，因为“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卫恒书势云：王次仲始作楷法，是八分为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草为楷也”（这里引文明显不准确，卫恒《四体书势》的原文是“弘农张伯英者……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刘熙载的这个说法也未必没有先例，比如《宋史》就提及“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也是把真行统称为隶
所以在刘熙载看来，正体和八分只是在抢一个名字，抢一个作为典范的身份，这个身份在当时被叫做“隶”，正所谓“未有正书以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别于今隶也”。在被龚云起教授揶揄为“艺舟单橹”的《广艺舟双辑》里，康有为也采信了刘熙载的说法
不过刘熙载着么努力的在调和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实在是有点尴尬，更可能是出于无奈。但是其实刘熙载大可不必这么费劲，早在明代张绅的《法书通释》里就认为“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但自钟繇之后，二王变体，世人谓之真书，执笔之际，不知即是隶法别为构体。流传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趋妩媚，恶俗之札，不可追改。今观欧颜而上，往往皆从隶古，学者但不详察耳。字原谓隶有秦隶汉隶……今当以晋人真书谓之晋隶，则自然易晓矣”——已经可以算是说的足够明白了
张绅和刘熙载的意见放在一起，简单说就是：以颜柳欧赵为代表的楷书，在东汉到南北朝期间，原本并不存在，欧颜学字也是学隶书，而东汉到南北朝时所谓的楷书，并不是一个表示某种书体的专有名词，只是一个普通的偏正复合词，作为楷模的书法，如此而已
这就很像“中国”这个词汇，在古代的文献里，它也并不是一个专有词汇，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偏正复合词，中央之国而已。但是这两个词后来都成了专有名词，并且还都是很能刺激起某些过眼不过脑的人肉模式匹配引擎的敏感神经的词汇
正如《正书绪论》的说法，“宋自欧阳公之后始以楷书为正书，或曰真书”，把这几个名字给彻底搅乱了，也就自然让后人容易误会
至于钟繇配不配得上楷书的鼻祖，呵呵，楷书都不存在，鼻祖岂不孤单？就像西周楚国并不使用汉字，那么史记所谓的楚国三王，大概也只是个一厢情愿的误会，称王称了个寂寞吧
整体来看，至少到唐人的书法理论里，认为汉魏六朝的书法还是以隶书以及其变体为主，并未形成后世流传的楷书，而提起钟繇，主要是重视他在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和典范意义。当然了，楷书和隶书确乎是有前后关联的，毕竟以肉眼可见的人类历史范围内看来，没有什么是毫无启承脉络的。隶和八分关系暧昧，而后世书家喜欢钟繇，学钟繇的字，写着写着写出了楷书也不奇怪。钟繇在楷书发展中当然是起了作用的，但是把他捧到鼻祖的位置上，我怕钟繇的屁股会痛，坐不安稳
追尊钟繇为楷书鼻祖，想来一大半是拉大旗扯虎皮吧，就像曹操的祖先是曹参，刘备的祖先是刘启，李渊的祖先是李耳，白话文的祖先是文言文，计算机的祖先是八卦一样，其共同特点就是似是而非，倒也不能说毫不相干，但是这个祖先之后的脉络中断，一直到很久之后才出现接续，而这个接续者和元祖之间的关系早已说不清楚，中间的流传无处可考，强认个有来头的祖先，给自己壮胆而已。阿 Q 就说嘛，谁祖上还没阔气过
当然了，如果硬要说钟繇不能写楷书，我也没那么大的把握，毕竟天纵奇才，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中国人的习惯嘛，所有的创新恨不得都归结到某一两个天才祖宗的头上。但是书法史毕竟也是艺术史的一类，是后人建构起来的脉络，即便钟繇能写得一手好楷书，但是毕竟没有及时引起后世的关注，他自己再精妙有什么用呢
随着书写习惯和工具的变化（这是个大话题，还是再找机会说吧），唐代之后的楷书领域逐渐被颜柳欧笼罩，也便不再需要去追认什么钟繇。随着书写习惯和工具的继续变化，宋朝的楷书也出现了不同的味道。等到赵孟頫横空出世，楷书就算是一蹶不振，挪用厦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走到了保险箱，也走进了死胡同
最后再次强调，这里所谓以颜柳欧赵为代表的楷书，并不是说在唐代之前一定没有楷书，也不是在强行定义欧阳询为鼻祖，更不是说这几个人物和他们的作品就是楷书的全部，而是要借由这个艺术形式的几个典范，来达到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范围边界的目的。这就类似说，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其实京剧早在梅兰芳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早有源流，梅兰芳也远不是京剧的全部。但是有人把京剧的历史追溯到四大徽班进北京，认为京剧距今两百三十多年的历史，那就也是有点类似这个强认钟繇为楷书鼻祖了。两者有关吗？有。是由此发展而来吗？是。但是无论钟繇之于楷书，还是徽班之于京剧，这个时间点都顶多只能相当于怀胎受孕，离分娩还有段日子
耐心等等吧，猫三狗四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