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部队行军的废物怎么处理

偶然看到有人问，古代行军动辄几十万，沿途的粪便垃圾怎么处理，会不会污染环境。这是个很好玩的问题，虽然……我也不知道答案
中国很大，古代很长，还真是不好说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甚至各少数民族和中原王朝的军队是不是都有一样的作风，而且也没怎么见过史料里记载军队如何处理垃圾的，不过有些东西应该也还是可以暴露一点端倪吧——以下全靠猜的
就比如战国时期孙庞斗智的故事，其中有一段著名的添兵减灶，庞涓通过清点齐国军队做饭挖的炉灶数量去判断齐国的兵力人数，但是实际上齐国的兵力虽然增加了，却故意减少了炉灶的数量，这就导致庞涓对齐国兵力产生了误判，以为齐国部队的人数在不断的减少。如果史记的这段记载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至少在战国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军队对排泄物和垃圾的处理措施，而且是很常规的处理
行军做饭，挖灶做饭应该都是有规制的，多大的炉灶可以供应多少人吃饭，从炉灶的数量和体量，大致能估算出军队的人数，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庞涓在清点了炉灶数量之后，如果能同时检查一下垃圾和粪便，应该就可以更准确的估计出齐国兵力，甚至识破添兵减灶的计策。因为如果炉灶数量减少，大不了就是全军轮流吃饭，不过是吃饭晚一点，拖的久一点，排队多等一会而已，减灶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垃圾和粪便是不可能人为强行缩减数量的，士兵就算轮流拉屎，也还是会产生那么多屎，军营的厕所总不能搞限流限号，每天只能进去多少人，看腰牌上厕所，一三五队可以拉屎，二四六憋到明天再说。而如果齐军刻意掩盖垃圾和排泄物，以庞涓久在战场惯于行军的基本素养，也应该会引起警觉，发现没有排泄物和垃圾的痕迹，说明齐军是在故意隐藏着什么，从而提高警惕
所以可以认为，行军中间所产生的粪便和垃圾应该都是经过妥善处理的，而且很可能和军营不在一起，并且这是当时很常见的通行做法，所以庞涓没有看到粪便和垃圾也并不起疑心，因此没有基于此重新判断齐国的兵力和灶坑的数量关系
其实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了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作用，是个很专业的问题，我只说一点常识，不一定对，只是我在参与一些户外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点认识
有些垃圾扔在野外的环境危害很低，就比如排泄物，随地大小便基本上不是什么严重的环境污染，除非是有消化道等疾病或者寄生虫，另外比如吃不完的食品，擦手的纸、在野外扔了也就扔了（当然以上这些也仍然都是不文明不卫生的行为，不值得提倡），这些东西可以被自然氧化，被野生动物吃掉，被土壤吸收。但是太过分集中也不行，有过那种现象，水体被高肥高养分的垃圾过度集中污染，出现某种水中的动植物疯狂繁殖，覆盖水面，影响阳光照射，大量消耗水中氧气，导致其他生物无法生存，破坏生态，这样的案例
但是有些垃圾不能扔在野外，比如塑料橡胶之类的化工制品，在自然环境里能长时间存在，形成污染。金属本身不会对环境有害，但是漆面可能危害环境，另外尤其有尖锐突出部分的金属制品，如果被人或者动物踩踏，或者被野生动物误吃，也可能造成伤害甚至死亡，所以也最好不要扔在野外
再就是，活体动物不要轻易往自然环境里送，现在有些放生就是瞎搞，也不管是什么鱼，随便找个池子就倒进去，不管什么动物，找个野地大山就撒出去，这么干的结果，要么是给当地的其他动物送了一顿饭，要么可能就是当地没有这种动物的天敌，无法形成生态平衡，形成霸主型的存在，俗称物种入侵
水果皮壳之类的，其实扔在野外也不是太大的危害，会被细菌分解，被野生动物吃掉，会氧化腐烂，最后尘归尘土归土，但是如果里面有种子，那就也有一定概率形成入侵了，不过我觉得应该风险极低吧，基本上也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吧，适合当地的种子，当地的生态应该早就适应了这种植物，能自然消化掉，而当地生态处理不了的植物，应该也不适合在当地存活。至于坚果，因为一般都是吃熟的，所以就算埋在土里浇水施肥，也长不出来

秦始皇的遗诏被篡改了吗

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皇死于巡行天下的路上，在沙丘发生了著名的沙丘之变，秦始皇死前要传位给扶苏，但是赵高和李斯篡改了遗诏，害死扶苏，扶正了胡亥，继而天下大乱，秦朝二世而亡。这就给很多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如果扶苏接班，是不是秦朝就能延续的更久一点
其实这个问题原本很无聊，这种假设根本不是个历史问题，更适合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但是后来，随着考古的进展，尤其发现了赵正书，一切都有了更大的讨论余地。因为赵正书中明确记载着，秦始皇就是打算传位给胡亥，并没有什么修改遗诏这回事，这和史记完全矛盾。但是赵正书中太多语焉不详模棱两可，完全不是写历史的风格，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赵正书可信度不高。但我倒是觉得，至少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史记的说法，毕竟史记关于秦朝皇位传接的部分，写的太奇怪了
首先，秦始皇一直不立太子，这很奇怪，秦国有立太子的传统，而秦始皇从即位秦王开始算，在位三十几年，亲政二十多年，有十四个儿子，但是一直没有太子，就很不正常。赵高说秦始皇一直想立太子，但是被蒙毅阻止了，但这恐怕只是为了害蒙家而编造的谣言。也有人说秦始皇在求长生，觉得自己不需要太子，但是秦始皇连陵墓都在修，怎么会真的相信自己能永生？我觉得很可能就是秦始皇还没想好，还在考察这些儿子们，但是这其中我们知道的只有胡亥和扶苏
扶苏是长子，但是秦始皇对他应该不太满意。史记提到扶苏多次进谏，尤其给术士求情，让秦始皇很不满，所以让他去长城。因此吕思勉在秦汉史里提到了一个观点认为，自古不用太子为大将，除非是要行废立事，如申生故事，既然派了扶苏去长城军，那就说明把他排除到了太子人选之外
这里提到的申生故事，按照各种史料的记载，确实是晋献公有了废立的想法之后才派太子申生去打仗。当然也有人反对申生为将的，里克就认为，国君亲自带兵出征，太子可以一起去，也可以不去，都有道理，但是国君不出兵而让太子独自带兵，不合传统，还会让太子的指挥左右为难。结果晋献公直接挑明了，就是在考虑要不要换个太子。所以申生见到里克就问，是不是我已经被废了，里克也只好安慰申生说，不至于不至于，你爹就是怕打仗，你不能怕，好好干吧。倒是狐突看的明白：这事八成是完蛋了
但是因为申生这一次，就说太子带兵一定意味着废立，能成立吗？难道是因为申生后来被废，就形成了惯例？吕思勉对此没有论证，也没有提供这个说法的出处，因此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反正我是在吕思勉这里才第一次听说这个说法，听有些读者说在资治通鉴里梁太子申带兵的部分的的注解里见到过大子不将兵的说法，但我也没机会详细问是哪个版本的注解
但是翻看先秦的记载，就能找到很多太子带兵打仗的例子。比如，先说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周武王初起兵伐纣的时候，随军是带着文王牌位，自称太子发。可见太子不带兵的规矩，至少周武王就没当回事。那么之后我觉得，太子不带兵，就很难在周朝成为一个定制，因为毕竟开国的老祖宗就是以太子身份起兵的——当然了，也有人会说，正是因为周武王以太子身份起兵造了商的反，所以才让周朝的其他太子不敢带兵。哈哈，历史问题好玩就好玩在，一个现象可以正反的解释
那么先秦真的罕见太子带兵打仗的例子吗？或者说带兵打仗的太子都被废了吗？其实也并不是：
北戎攻打齐国的时候，郑国太子忽带兵援救齐国，后来太子并没有被废，也确实即位了，但是候来就如祭仲担心的，很快就被其弟突取代
左传襄公十年诸侯伐郑，齐国派出的就是太子光，也就是后来的齐（后）庄公，在位六年，因为给崔杼戴绿帽子，被崔杼杀了
宣公十八年晋卫伐齐，卫国带兵的是太子臧，后来是卫定公，在位十二年
夫差做太子的时候带兵打过楚国
赵襄子做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带兵打仗，回来后智伯就建议赵简子废了他。智伯虽然很可能是因为和赵襄子有矛盾才建议废赵襄子，但是两人的纠纷中智伯是占了绝对上风的，赵襄子被欺负了都没还手，智伯能以什么理由要求废赵襄子呢？难道真是太子不将兵？不过此时还没有三家分晋，赵襄子很难算是太子。类似的还有魏武侯，虽然带兵打过中山，但也是三家分晋之前，大夫和诸侯的规矩很可能也不太一样。而且虽然六国年表里记载太子伐中山，但是魏和赵世家里都没称其为太子
西周策里还提到，有人为了面子，还专门建议太子将军，可见大子不将兵并不是公认通行的道理，左传里还有卫太子因为打仗的时候害怕而被嘲笑的事，可见太子打仗并不罕见
但是太子带兵打仗也确实很可能危害到太子的身份和地位，例如修鱼之战，韩国太子奂参与了五国攻秦，结果战败被俘，后来他就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其他痕迹，后来即位的韩王安应该不是他换了马甲
又就比如梁惠王的太子申和庞涓一起去打仗，刚出发就遇到个姓徐的，对他说这事危险，怎么都是麻烦，打赢了也不过还是个太子，将来能正常接班而已，和没打一样，但是如果打败了，就很可能太子之位不保，尤其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现在等着想看你笑话的人多着呢。太子的手下也说，出兵再退回去，和打了败仗一样
这个徐先生是不是危言耸听呢，真有那么多看热闹的吗？这个真的有，就有人给太子申的兄弟公子理出主意说，太子这一去一定打败，你不妨去找太后求情，让她把太子叫回来，如果太后能召回太子，将来太子一定会感谢你，你落个好名声，如果太后没有召回太子呢，那他也一定会打败仗，到时候你就是太子了，以后王位一定是你的，反正里外里怎么都不亏——结果太子申果然打了败仗，做了俘虏（战国策甚至说是战败被杀）
再说个离司马迁比较近的吧，刘邦生病的时候也曾想让刘盈替自己打黥布，但是被商山四皓劝阻了。商山四皓当然是为了保证太子的安全和地位，于是找到吕泽说，太子打赢了也不过还是太子，打败了地位不保，而且太子指挥不动那些功勋宿将，肯定打不赢，而且现在皇帝偏爱戚夫人和刘如意，这摆明了就是要换太子，然后又教吕泽一套话，让吕泽转告吕后，说给刘邦听，就说让刘邦带兵亲征，哪怕在军营里躺着，那些老将也会玩命打，肯定能赢。刘邦果然中计，骂着臭小子真是个废物，不用你了，老子自己来，就出兵了。但是张良还是留了一手，让太子掌握兵权，监督关内诸候。可见首先，太子不带兵，至少到了秦末汉初，这并不是一条定制，否则商山四皓大可直接找刘邦，以不合规矩为理由劝阻，以商山四皓在刘邦心里的地位，这话不会没用，正因为没有这个规矩，所以才不得不通过吕泽，以吕氏的私利来说服吕泽，通过吕后劝阻刘邦；再者，太子不带兵的说法即便可以成立，至少在刘邦这里也未必是出于对太子掌握兵权的忌惮，至少不是重要的原因，因为毕竟最后，刘邦还是授权给太子一定的兵权，监督关内诸候
具体到秦国，秦庄公的长子世父，史记没有记载他是太子，但是记载了他带兵为祖父报仇，有一句“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这个“让”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就是让出了太子位，然后才带兵打仗。但是史记并不称其为太子世父，以史记对让德的重视，如果世父出于孝道而决定带兵出征，又让出了太子之位给弟弟，这种孝悌双全的典范，是应该要大写一笔的才对
总之综合起来看，反对太子带兵的理由大概有几方面：太子是接班人，不能轻易冒险；太子在军队里很难处理国君命令和战场指挥的关系；太子掌握兵权，权柄太重；太子带兵，打赢了没有奖赏的余地，打输了弄不好太子都当不下去。但是这里也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太子不打仗，他的兄弟们却可以去打仗，那就是……李世民兄弟的事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其实如李世民兄弟这般的故事先秦也不是没有，尤其小宗子如果掌握了兵权，麻烦更大。比如卫庄公让公子州吁带兵，石碏就反对，认为以后会作乱。后来卫庄公死后，州吁果然谋害卫桓公——顺便说一句，州吁还有个大名鼎鼎的好基友，就是共叔段，郑伯克段于鄢的那个段，这可真是物以类聚
以吕思勉对史料的熟悉程度，这些太子带兵的记载我相信他一定都知道，那么他提出太子将兵主废立的说法，也自然有他的道理和考证，也许这就是大学者和我们之间的差距，人家认为一句话不证自明的道理，我们要考证很久却还摸不到头绪。那么我们不妨就暂时先搁置起这些质疑，选择接受吕思勉的说法，也就自然可以得出，既然扶苏去了长城军，那就说明他客观上不是太子的身份，主观上秦始皇也不打算让他当太子。而胡亥，客观上也不是太子，那么主观上秦始皇有没有想培养他接班？我不知道。吕思勉认为既然秦始皇巡游带着胡亥，就表示秦始皇偏爱胡亥，而且让熟悉法令擅长书法的驾车高手赵高做胡亥的老师，可见秦始皇确实在有意识的培养胡亥的某些方面技能
既然如此，史记说的秦始皇临死前安排扶苏主持葬礼就很奇怪了。因为传统上，葬礼应该是太子主持，如果有所谓的秦始皇的原版遗诏，让扶苏主持葬礼，那也就是打算以扶苏为太子，换句话说，让扶苏主持丧礼的意思就是让扶苏做太子了。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说传位给扶苏，却还要绕个弯子，只说让扶苏主持葬礼呢
但是最终上台的还是胡亥，史记说胡亥能够接班是赵高的运作，这也很奇怪
一则，秦始皇是病重的时候传遗诏，赵高却扣下不发，这就要求赵高必须对秦始皇的寿命很有把握，认为秦始皇不会康复起来，否则追究起诏书的去向，赵高就死定了。所以有人认为秦始皇是被赵高害死的，因此赵高才对秦始皇必死有十足的把握。但是这个说法猜测的成分太大
二则，赵高找李斯合谋，那么赵高就必须很有把握，无论李斯是否和他合谋，他都都必须要牢牢的控制住李斯。原因很简单，如果李斯不合作，赵高要确保李斯不会揭发他，而如果李斯答应了赵高，赵高还要确保李斯只能是他的帮手，而不是让李斯骑到自己头上，毕竟李斯是丞相，地位很高，如果李斯反手成了主导者，把赵高弄成了小弟，那赵高就白玩了。但是看史记，赵高又似乎没有这样的手腕
三则，史记里赵高劝说李斯的最核心理由是，扶苏一旦上台，宰相一定是蒙恬，李斯这只老鼠就要被赶出粮仓了，按照秦国的惯例，卸任的宰相从来没有好下场，李斯必死无疑。这个理由吕思勉就不信，认为蒙氏和扶苏的关系没那么铁，而且李斯作为功勋老臣，也不至于一定会被清理出朝廷。尤其李斯也肯定知道赵高和胡亥的师生关系，如果他担心扶苏上台自己会被蒙恬取代，难道他会想不到胡亥上台自己也会被赵高取代吗？这两种结果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基于此，吕思勉认为史记的记载就是不可信，认为这是秦末到汉初人们流传中出现的讹误。赵正书的出现，恰好就是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吕思勉的观点，表明当时关于扶苏和胡亥谁该即位确实有别的说法，至少至少，秦二世的官方通告一定要说自己是正常传位接班的。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是经过司马迁父子取舍后形成的内容（暂不考虑史记也可能被篡改的问题），司马迁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胡亥即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楚代秦（汉取代的是楚）有合理性
中国旧史学对事实的兴趣远不如对意义的兴趣浓厚，甚至钱穆说古代史学家都要有小说家的本事，能依据人物形象构想出对话表情场景。我没这么激进，但是细节来自想象的这个说法我也是相信的。而且我觉得，古人写历史前确实都是先立人设，然后根据人设再进行选材。一个人可能做过成千上万的事，但是被史学家知道的事情可能就只有几百件，最后史学家要从这几百件事迹里选出几件顶多几十件写进史书，那就需要取舍，如果没有预先设定好一个框架，这些可能互相并不相关的事件就没法组织，这个框架就是人设。史学家根据掌握的资料，结合要表达的态度，先给每个人定基调，是忠是奸，是褒是贬，然后把事情填进框架里，这个过程里不一定每件事都能在框架里找到位置，那些不符合人设的事填不进去，就会被丢弃不记载，这一取一舍之间，就是史学家的眼光和水平
人都是复杂的，纯粹的好人或者坏人大概只能存在于在文学创作里所谓的脸谱化扁平人物，在现实世界里几乎是看不到的。就比如我在地铁里给孕妇让座，但是出了地铁过马路我就闯了红灯，这都是同一个人在短时间内的连续行为。这种人和事应该大家都不陌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如果后来我死于挽救溺水儿童，那么我的人设就很可能是个热心善良的人，给我写传的时候就只会写让座，闯红灯的事就“为贤者讳”了；但是如果我后来死于酒驾，那么我的人设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我的传记里大概率就只有闯红灯，让座的事不值一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皇帝圣贤出生都伴随着各种祥瑞，这固然是对他们的美化，但是同时也要想到，从古至今梦见过龙凤云霞的孕妇恐怕不止亿万，但是她们生出来的孩子后来没有名垂青史，所以她们做的梦也就没人知道了，只有那些伟大人物的母亲梦里的奇观才符合这些人物的人设，因此会被史学家采访到并且记载下来。宋史的苏轼传里记载了苏东坡小时候读汉书说要学习范滂好榜样，如果让我写骆宾王传，我也一定会收录曲项向天歌，难道苏东坡就没有背不出课文挨打的时候？骆宾王小时候没写过臭诗？肯定会有嘛，但是这些都不符合人设，不会被记录下来。当然了，那种大才子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的故事也不是没有，但是必须有个反转的剧情，比如李白小时候不努力学习的故事，结尾一定要反转到铁棒磨成针，从此发奋图强，这就是古人写历史的人设先行的惯例，甚至一直到今天，写人物传记拍名人纪录片等创作中的选材口味，也依然还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还有一个惯例就是，无论是史记还是后来的历代正史，都会把开国君主写的很优秀伟大，商汤文武都是圣人，非如此不足以说明他们建国的必然性，而写到亡国君主一定都有大过错，要么残暴要么昏庸，甚至比如史记里写到桀纣，连描述用的词汇都一样。两个间隔几百年的人，怎么可能口味不变？即便都是昏君，难道不能昏的有点个性？这就是他们的人设，写史书也是结合这种人设来取舍材料，与其说开国君主英明神武，桀纣暴虐而亡国，不如说史记想告诉其他的君主，做了这些事可以天下太平，做了哪些事就要亡国败家，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如此，那就不是特别的重要了
既然人设先行，根据人设来选材，开国君主贤德而末世君主昏聩，那么秦始皇父子三人的人设也就呼之欲出了。史记对秦始皇还是有很正面的评价的，但是对胡亥就没那么客气了，因为史记对胡亥的人设就是即位不正，并且也预设了扶苏的仁厚形象，那么所有的剧情都要围绕这个前提来展开。司马迁很可能是看到了关于秦始皇传位的各种记载，这其中很可能也包括赵正书。一个说法从开始流传到形成文字，中间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般认为赵正书形成于西汉早期，那么可见胡亥正常接班的说法在秦末到汉初应该就有了。甚至至少，胡亥上台后秦朝官方的口径也一定就是秦二世奉秦始皇遗诏合法继位，无论真相如何，秦朝政府给出的正式通告也只能说这是一次父子之间正常的权力交接。而且这些资料大概率是被萧何保住了，所以司马迁理论上应该能看到秦朝官方的这种记载。但是这个说法绝对不能写进史记，因为这个说法并不有利于胡亥扶苏兄弟的人设。而且史记里不断刻画扶苏刚毅武勇信仁奋士的形象，但是除了给术士求情，扶苏的其他进谏内容全都没有留下来。难道扶苏所有的意见都是这种关乎人道主义的？会不会也有符合法家思想的想法？有没有关于加强秦朝统治的内容？这些目前还无可考证，也许随着未来某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找到了扶苏进谏的竹简或者副本，才会更加丰富我们对扶苏这个人的理解吧
那么扶苏和胡亥到底谁应该接班？对史记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还重要吗？我倒是觉得，对我们来说，事实的真相也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反正也闹不清楚，不妨把它交给考古，寄希望于未来发掘出某个秦末高等级贵族或者官僚的大墓，甚至打开秦始皇陵的那一天。但是这就成了个考古的问题，而不是历史的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可能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这件事为什么被记载成这样。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观念都是被建构的，写历史永远都是为了建构起当时乃至未来读者的观念
每个学科要面对的都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目的，是追求，是目标，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学科要做什么，二是工具，是手段，是方法，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本学科要怎么做。历史也不例外。事实真相对于考古来说是它的目标，但是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就只是手段而已。这当然不是说历史不关注事实真相，而只是真相的重要性相对低而已。就如我在老文里说起过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如何分析和理解这些资料，对传世的记载和考古的发现做出分析和判断，这才是历史的目的。即便未来由于考古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甚至和现在我们所掌握的相反的史料，那也不可怕，只要我们的分析能力足够，基于新的资料，把我们的分析方法重新用一次，自然就能更新我们的知识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旧史学的目标，就是塑造人们对过去的人和事的认知，而记录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采用的方法而已，因此才会有前面所谓的人设先行的原则。这可能和现代的历史工作的目标不太一样，今天的历史研究固然也在塑造人们对古代的认知，但是也还在试图接近客观的事实，有所谓的客观历史研究，而中国古代的历史则更加倾向于主观的历史。所以现代人会不断对古人的记载进行重新的理解，来达到接近真实的目的，这就是现代历史的方法之一。但是当我们面对古人对同一件事留下的不同记录的时候，除了谁真谁假之外，更值得探索的问题其实可能是，他们为什么记载的不一样，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作者的什么记录目的，对同一个人的人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人设。这类的问题，我觉得比哪个记载是真的，要更有思考的价值。只知道史记和汉书有多少处记载的差异，那是编个程序就能解决的事，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才是读历史时更应该关注的地方
这就像，文学上，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会有举头望明月和举头望山月的差异，小扣柴扉久不开和十扣柴扉九不开哪个更好，这种讨论可以促使我们更加细致的研究文字，锤炼语言，辨析词汇之间细微的差异，这些都很有价值。但是纠结哪个才是李白的原文，陶渊明到底是见南山还是现南山，甚至红楼梦的哪个版本才是曹雪芹的本意，这就很无聊。文章的原文当然重要，但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欣赏艺术获得美感才是目的，而作品是我们欣赏的对象和学习创作方法的途径，考证版本固然有它的价值，但是纠结原文如何，在文学上意义不大，即使能有定论，比如见南山就是比现南山更好，也不能说明陶渊明当初写的就是那个更好的版本，也许若干年后有考古发现，挖出了陶渊明的手稿，那么陶渊明到底怎么写的，自然真相大白，没准陶渊明就是写的略低了一筹，难道就能推翻我们基于审美得出的优劣比较？难道就要再硬拗出一个道理，来说明其实陶渊明写的就是好，是我们之前的分析错了？恐怕没必要吧。既然如此，纠结哪个是原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说个故事吧，高中时候有一次，语文老师讲卷子，有一个关于句子含义的选择题，老师先说了答案，然后开始讲解为什么答案是对的，比其他几个选项好在哪，就在老师的讲解几乎要把我说服了的时候，突然老师说，抱歉，看错了，答案应该是选另一个……这不就好像当我们为两个版本的名家诗排出了优劣顺序，并认为古人写的一定是更好的那个的时候，突然考古挖出来了一个正确答案，古人写的其实就是那个被我们认为不太好的句子，两者是一般的尴尬嘛
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对记载的理解却可以很多，这也是人文学科比理工科更好玩的地方
最后顺便说一句，我对文学和历史的理解和态度都几乎主要来自体制外的老师给我开蒙引路，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强行破墙而入，并没有经过职业研究者对我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和规范，纯天然，但未必无污染，属于野生学派，因此即便以上看法为专业人士所不容，也只能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