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孔融传

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杜撰了皋陶（传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无罪推断”的法学先驱。无罪推断的理想应该在中国很早就有，尚书里记载“刑疑付轻”，所以这个理念，最晚应该也是汉朝就有了的，远早于西方）和尧（其实应该是舜）的典故，欧阳修拿着文章问他出处是哪，苏轼说，后汉书孔融传，于是欧阳修回去查了，没有哇，再拐回来问苏轼，苏轼哈哈大笑，解释说：孔融不是说了嘛，以今度古，曹操能把袁绍的儿媳妇甄氏（就是传说中被曹植给幻想成了洛神的那个女人，梅兰芳还有这个戏。可见嫂子和小叔子被列为三大说不清楚的关系之一，果然还是有渊源的。这其中的原由，我曾和许悦八卦过几回，头绪太多，就不提了。呵呵）赐给了曹丕，那么周武王就能把妲己赐给周公。我跟着学，也就是“意其如此”而已，何需出处
今天聊起到底文化有没有用，有人就引钱老爷的话：文化有什么用，不知道，但是没文化什么都没用
呵呵，我是不大喜欢这个说法的，我觉得文化应该有用，什么东西都有用，只是看怎么用。然后，我引了个典：刘表有一只巨大巨大的牛，比别的牛饭量都大，但是干活不行，没力气，背不多，也走不远，可很没用的吧？偏偏刘表还就是喜欢，使劲的喂。结果，后来曹操进荆州了，一看这头牛，直接杀了吃肉——终于还算是派上了个用场
所以我很不客观的默认了，文化应该是有用的，因为，一件东西，要是没用，那就别怪被人杀掉，除非遇到刘表这样的废物（这个其实也是相对的，虽说八骏个个都不废物，但是纯文人，毕竟比起政治家来，普遍都还是要糊涂一些的），而不是曹操这样的豪杰
许悦于是问我，出典在哪，因为以她对后汉书的熟悉程度，居然都不记得这样的事
这下子可把我给问傻了，我这个脑袋里，一向是只有“典”而不计较“出”的，只知道的个故事，全然不太在乎是哪来的。于是许悦逗我说：后汉书孔融传吧
呵呵，搞的我很尴尬
关键时刻老派赶紧过来解围：晋书桓温传。但是呢，我是肯定不会是在那里看到的，因为我一向是不怎么读史部书的。想了好久，盯着书目看了半天……想起来了：世说新语
因为是苏轼，因为遇到的是欧阳修，所以杜撰典故而且推给后汉书孔融传，可以传为美谈，倘若是换了个两氏旁人嘛……呵呵
其实，苏轼的“何须出处”自有其时代背景，在当时那个“言必有出处”的风气下，这四个字的勇气之高，份量之重，远高于常人的想象。近代学者之中，仅有陈寅恪的“不尊奉”，勉强可以相提并论，而那些动辄“某某大师说过”的小儒，哪里还值得一哂。同时，欧阳修以当时文坛领袖的卓绝眼界，也由此预见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未来，甘愿给苏轼让路，也是不得了而了不得的一笔，值得大书而特书了
顺便说一句：按照演义小说里的说法，曹操这人脑子还是够用的，没得势的时候，弥衡敲着鼓光着屁股指着他的鼻子骂大街他都忍了，为了不落个坏名声，还找了个坏脾气的主，把这个见谁骂谁的弥衡给送了去，指望着借刀杀人，可等到后来发迹了，也就敢杀人了，杨修孔融，那还都没怎么着呢，就被他给干掉了——杀的那么干脆痛快毫不考虑，那就是说明早就考虑好了一直在等个导火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