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游牧时代续集：那是一个让我痴迷的黄金时代

曾有老文谈起新游牧时代：游牧民族追逐水草，哪里能放羊，就到哪里去，不定居，没有牵挂，一身的家当就在马背上，自由自在，剽悍壮美
其实现在的社会就很像是全民游牧，哪有钱赚，哪有好的生活，大家就都蜂拥的冲向哪里，等到没有了，再换到下一个目标
这当然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才有过的机会
若说起我们华夏民族的黄金时代，到底是哪个时期，也许各人会都有一个说法，强汉，南北朝，盛唐，两宋，明清，最近……但我却更欣赏先秦
广义的先秦，是指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以前的所有时代，它包括伏羲女娲的神话时代，还包括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也包括春秋战国的信史时代，有粗犷的青铜器，有血火交融的战争，有争鸣的诸子百家，有悲壮的春秋战国，如李泽厚先生所说，那个时代，我们的民族，是鲜活的，有热情的，充满希望的，激情洋溢，力量迸发
每当我翻开史书，读到这个时代，幻想中的场景都会是风起云涌，钟鸣鼓震，孔子登临泰山，庄子独立江畔。但这还并不是引起我对那个时代充满崇敬的全部理由。最提醒我不断回首去看那个时代的，还是我们当今的生活——有对比才有选择
其实我们总说先秦，但是最印象深刻的，还只是两周，尤其是东周，也就是春秋和战国。无疑，这也是华夏民族大部分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渐渐形成的时代。周代的统治应当是类似城邦的结构，而春秋战国，又有着一群“士人”，他们形成了特殊而且有趣的游士阶层。这两样东西原本是不和谐不统一的，但是也恰因此，我对“不和谐美感”的兴趣，使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追寻这个状态
城邦统治，原本是要让人们和土地绑定起来的，并且设立封疆界限来防止农民逃逸，让他们在此集体劳作，冬天不适合农业生产的时候，就一起进入城邦休养。这也是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盘踞地，就是欧亚大陆的北温带地区，而且平原多，适合农业种植业的发展，春种秋收，就需要人固定在土地上，守侯一年，因此才有了这样的生活方式，继而形成了特有的思想传统。但是这和后来常见的“编户齐民”还是很不同的，因为那时候对土地并没有形成特定的所有权观念，人和地之间结合的并不紧密，而且在不劳动的贵族和住在乡下的“野人”这两大阶层之间，还有一类“国人”，他们虽然也要种地，但是还有资格参与政治，一般这是周的本族人民，或者战胜国的直接遗民，所以很可能，这才是所谓的“士”，有些贵族性（可以参与政治），但是又不具备贵族的其他特权（依然要劳动）。而且那个时候，也许农民的地位并不高，一直要到商鞅变法，才确立了农民的地位（这也可见商鞅变法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左传里才会记载了各种补查政事的手法，但里面却丝毫不提农民，因为农民在政治上的地位，远比百工商旅等等身份的人都要低。所以论语里虽然很少出现农民（好象只有一处提到，孔子说，要学种菜这种事，不要来问我，我不教这个，谁要是想学这个的，就去找老菜农去），论语里却出现了孔子说自己是“待善贾者”，还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来做比方。应当说，在当时看来，这些“游”的“士工商”者，都要比定居的“农”人的地位要高
我一直觉得周人的统治重点是在城市，而不是乡下，以城市为中心辐射出去，越远离城市的地方，就越不受到重视。这和后世对城市的态度，可能稍微有些差异，后世对农村的重视，大概是要远超城市的。所以唐朝有人就想要把扬州这种已经非常富庶的地方，反要改成乡下模样。因为大约在他们看来，城市就是个堕落的场所（难道也是对孔子“礼失求诸野”的误解），一提到城市，就觉得那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京城浮浪之类的说法，洛阳轻薄子，长安游侠儿（在很多时代里，侠并不是个好的身份，这又是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因为我们现在总是会觉得侠是一群值得敬慕的人），博徒酒客，财利争斗，道德沦丧，治安败坏，所以秦汉以后才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城市，这种“少数先富起来”的地区，表现出无奈和厌恶，随时打算回到田园，而后渐渐孕育出了所谓的山水一派的文人，以及亲近自然的审美情趣，认为郊外乡下才是安顿心灵的地方，城市则是污秽杂乱的俗世界
但先秦却没有这样的偏见，市集可能原本就是村民们定期联络感情交换信息贸易财物的场所，就像近现代的乡下人赶集一样，不但可以以布换麦，还可以看到百工献艺，听一些流言飞语，和单调的农村劳作相比，城市是个充满了新奇热闹的乐世界。而且往往，祭祀行为也都在城市里进行，那么在那个祭祀行为神圣无比的时代，城市也就成了一个神秘高尚的地方。既然乐世界和圣世界结合到了一起，那么人们自然就会认为，城市里的人，都是不但快乐而且有修养的
那么再和后代的记载相比，比如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查到南京的地方志和历代关于南京的记载，那曾经就是个没有耕地没有农民的地方，而且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集中在此，可是史料里依然说它“号为难治”，“且多奸盗”，“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有钱的纨绔子弟以声色狗马为乐（很像现在很多人眼里的北京嘛，官二代富二代横行霸道，难道这就是首都的常态不成么），人不可爱，生活也不会快乐，史家的那根笔真是惹不起
而先秦人的生活，却要自在得多。诗经里多次出现的“优游”一词，总是会引发人们的丰富联想，而这个词却又总让我们想到了“逍遥”，想到了浪漫而且潇洒的庄夫子。其实中国人的“游”，本也不过就是几个形态：要么是宽松自在的优游，听点小曲，跳点小舞，喝个小酒，也许还会带着小妞；要么是宣泄烦恼的出游，摆脱束缚，忘记忧愁；要么就是以游为人生的追求，把游变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总之，生命必须是快乐的，而且也是都要“游”的。快乐的时候“游”起来，所以“游”也是快乐的；若是不快乐的时候呢，那就用“游”的方式来寻找快乐，为了快乐而“游”
春秋是个很短的历史时期，随着春秋的结束，城邦统治也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游”的精神却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国人虽然有“游”的性质，但是依然还要受到身份的限制，而春秋之后，一直到战国，这种身份的差异，渐渐随着“贵族凌夷”而被消解了，人的身份差异缩小了。原本春秋时期人和土地的关系就不明确，甚至还有专门的防止人和土地有固定关系的政策，那么随着春秋晚期的战乱，流亡离散者自然就更多了。孔孟都认为，这时候，人民的散或者聚，是随着一个地区的政治水平而进行的，所以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时代，要想强大，就要人多，要想人多，就要政治清明，把国家治理好（其实我倒是觉得，要想把国家治理得好，就得国际环境压力小，要想国际环境压力小，就得强大，所以这本来也就是一个问题）。当然了，在那个没有投票的好年代里，其实人们与其说是向着政治好的地方走，还不如说是跟着政治名声好的人走。所以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到处走，走到一处，看看是不是个好地方，失望了，再走，走到半路没钱了，就和逃荒的一起要饭，一直到发现天下之大却无容身之所，这才无奈的承认自己是个“丧家狗”，慨叹一下“乘桴浮于海”或者“游于方之外”，总之，既然空间上没有可游的地方了，那么就在心灵上“游”一下聊以自慰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游士时代”，大游特游，甚至这些人，反对定居，孔子就说“士怀而居不足以为士矣”，也只有庄子，有“齐物”的思想，才勉强给了安居树枝的小麻雀和翱翔九天的大鹏以平等的态度（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要求对方，在庄子看来，也是不足取的，故嘲笑鸿鹄的燕雀之所以要批判，不是因为它们的“小”，而是因为它们的“笑”）。当然了，孔子其实也是矛盾的，因为他还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这也恰说明，在孔子看来，当时“游”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太严重了，太过分了。而那些追随孔子的人，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文德近乎疯狂的追慕，也是游士时代的特点之一，跟着孔子走，亦步亦趋，哪怕是要饭，哪怕是不知道目的地是哪。他们代表的，其实是另一个方向的游士精神，就是为道而游，游以求道，追寻的是一种生命的意义
所以屈原面对现实世界的困扰和挫折，就转向了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思考，对生命本质的恐惧和人生苦短的哀叹，所谓的“驾言出游以泻我忧”，不但是游，而且有目的。但是屈原很快就发现天地无限，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实世界的困扰使他对世界的忧惧迅速转移到了生命上，谈着“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独留”，开始思考生命的本质。为了化解掉这一层忧惧，这才对求仙产生了向往，羡慕周穆王的西游。但是屈原的西游却不是去见什么西王母，不重空间，而是追求“道”，得道之后，精神和众家神仙一起游荡于超越的境界，但却不忘家乡，还“欲度世以忘归”，却发现家乡思念我，我也想家，但是我们的路不同，只好“泛容与而遐举”，彻底超越尘俗，逍遥徜徉。这也就是说，远游以求道（这里呢，“道”其实不是什么政治措施，或者仕途经济，而是追求生命本质和价值与意义），可以净化心灵（似乎汉朝一下，却常有人拘泥于屈原的放逐经历，强把远游和离骚拉扯到一起去，实在是让我费解。还有人说这是逼避世，我看则也未必，当更像是度世。当然了，还有前辈学人说远游不是屈子作品，或者说这是神仙思想，属于道家，这就很值得商榷了）
史料中的记载表示，在春秋战国，迁徙行为比比皆是，甚至一个国家都可以整体的搬走——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按我们现代的看法，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有相对非常固定的疆域和人民——看看尧舜盘庚，似乎国就是移动的，有时是自愿，有时是被迫，可迁，也常迁，土地人民政权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从来都不必须一起变化。所以孟子才会有类似“愿为之氓（段注《说文解字》：自他乡往之民）”的说法，大家都向着有道义的地方流动
其实大部分时候，百姓们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游”更多的不是慕名求道，而是逃亡求生，但是既是“求生”，就必然不会到“无道”的地方去，所以两者其实也不矛盾。而且，把流民和逃难联系起来，大概也是后来才有的思路，觉得若是没有大难大灾，就不会有离家出走，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在当时，流动本来就是常态，不见得就和悲剧灾难有关，有时候也许就是此间虽乐却也要追求更好的状态而已，这和逃难大不相同
在这种流民游士的社会大环境里，再加上求道乐土的目标和观念，所谓的“天下”意识，也就水到渠成了
安居的人，眼界必然就只是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才会有“地盘”“势力范围”的观念，而流民本无土地，也不在乎土地，足迹所到之处都是自己的土地，因此也就都不是自己的土地，尤其当时也还没有形成“土地私有”的观念，因此才会有“志在四方”的想法，所以孔子身在鲁国，却始终谈的是“君子之于天下也”，而不是鲁国本位。如果不是知道孔子是鲁人，单是看论语，很难看得出他的国籍。而这，也不是孔子一人的状态，而是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大师们的共同状态，周游天下，故担当天下。当然了，也有另外的说法，比如庄子就认为“天下人”也不相同，孔子始终不脱“游必有方”的境界，是“方内人”，还要求道，虽然不是拘泥于一国一地，却也还是要有个鱼的江湖，人的道术，虽然不安居于具体的房屋土地，却还不能够达到“相忘乎道术”
游于方内，以道为安，实无定方，有内在的超越性，但是比起方外之游，又逊色几分，那完全是精神飞跃的凌虚状态。有语言文字上的考证表示，“游”本来就是指的拉着旗帜的行为，这大概是古代氏族迁徙的一种常见现象，旗帜上就是部落氏族的图腾，是神的象征，因为只有神才能游，所谓“神游”，人的出游需要和神一起，求神的保佑。但是其实，无论方内方外，都是天下的意识，所以才会“士怀而居不足为士也”
其实说了这么多过去的故事，我们应该关注的更多的则是今天的生活。我们可以跳槽，可以搬家，可以离婚，很多时候未必出于对身边现状的不满，而是出于对彼岸的羡慕，而且这些在传统的观念里也都是不值得提倡和鼓励的——为什么呢？呵呵，日后再说吧
注：最后一段其实原本没有，草稿初成，给许悦看过，她却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呵呵，她猜对了，于是加上，但是要加的东西太多，有些可能我还没想的太仔细，于是，还是留个话头比较好——我留的话头太多了，“愚人多寿智者早夭”的系列还差了一个结尾没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