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胡适不只学问差，学术更差，学品也好不到哪去，不过就是善于迎合流俗，而且人品还不差而已

说他学问差，这个都不必举例，但凡能不带成见的审视是非而且自身学问不太差劲的人都能识别，实在是众所周知不算新闻了，我都懒得多说
至于学术，最著名的贡献也不过就是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说法用在技术科学上可能还算是条路子，但是一旦用于社科人文，不知要毁了多少后学，孕育出多少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原本读书不应该是为了验证假设，不能带着结论找证据，而是应该读完了再形成结论，否则就会很容易出现有色眼镜过滤阅读的问题，只收集对结论有所支持的论据，除非读书的人有意识的自立敌手，故意寻找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读书嘛，应该是读完了，形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必须要建立在充分收集正反多方面证据的基础上，不但可以有效的解释正面证据，还要可以调和应对反面的证据，这样的结论才靠得住
最后再来说说胡适的学品。做学问要么依据事实，客观的谈问题，要么本着性情，或因情而成，充分发挥自己的性情，比如喜开拓的人谈进取，或矫情而成，发挥自己性情的反面，比如内向的人谈如何克服与人交流时的恐惧，总之最终的落脚点都应该是问题本身。但是看看胡适，就比如他的白话文学史，老朽读来读去，怎么都觉得这是在谈白话文学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尤其是要把白话文论证成文言文的接续，这实在是滑稽到家了。当然了，这还只是学问或者学术的问题，但是结合胡适的身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了：既然白话文学在无论学术界还是艺术界的地位都不高，那么就要给它找个文学史上的“有钱有势的祖宗”，别管亲爹干爹八竿子打不着，只要沾边挂拐的能拉扯攀附上一点关系，能提高白话文的地位的，就是好爹。其实这个做法真是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台面，要提高白话文的地位，这个无可厚非，那么就该好好的琢磨白话文自身的问题，做出点成绩来证明，就像人有虚荣心，要面子，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那就自己好好努力奋斗，干出点事业，取得点成果，让人看得起，别整天吹牛逼说自己当年有个多么不得了了不得的祖宗，没用，啃老族x二代有什么可吹的——除非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辈子是没出息到家了，除了祖宗别无可吹的东西。但是即使这样，也要有个底线，不能放着自己家的亲孙子不当，去装别人家的外孙子
不过胡适的这种做法，倒是让很多人欢喜。本来，文言文的读写，都是需要专门训练才能具备的技能，也是因此，才让文言文在历史的演化中保持稳定，使得中国的几千年文明史不至于有太大的断层，但是自从五四这群人搞起了白话文运动，让口语落在了纸面上，问题就来了。相比起来，文言文难度大，需要特别的学习，白话文难度低，只要能说就能写，所以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明确的说废除文言文，但是实际上，通过降低门槛，已经是等于严重的打击了文言文，人的本性就是好逸恶劳，大众都有畏难的情绪，所以几乎谁都不会去学那个费力艰深的文言文，而转来学白话文了。于是，时到今日，原本是所有读书人都应该具备的文言文读写技能，反倒几乎成了一门绝技，这也让大量古籍的利用多了一层麻烦。可以说，白话文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的迎合了世俗的要求，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有一点很滑稽的就是，胡适分明是在为白话文树碑立传，但是却也要认文言文为祖宗，在诗书词曲里面找血统，简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当然了，胡适的人品还是过得去的，以上这些错处，倒也未必就是有意为之，也许胡适是真的不懂，浪得虚名的人往往都是这样。胡适在北大期间，北大的学生曾邀请梁启超来演讲，没想到梁启超的选题就是讨论胡适的新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听说后笑笑说，他这人就这样，可爱就可爱在这。后来还亲自去听讲。其实《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也只是草草的翻过，所以对于梁启超所谓的“很多知识点都有价值，但是三观几乎全错”的说法不好表态，但是书中也确实有些出发点的荒谬。所以胡适这么个反应，其实也很难说是真不在乎不去辩解还是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不过至少，胡适还算是顾全大局，要脸面，没有利用他当时在北大的地利人和优势来打压或者胡搅蛮缠。倘若胡适真这么做，料想任公也是很难招架的，毕竟强龙不压地头蛇，难道要饮冰室主人回清华再重新开讲不成么